老作家王蒙和80后作家张悦然在湖南卫视进行了一场“对话”。王蒙批评80后作家在“躲避历史”，而张悦然则认为老作家的作品和历史靠得太紧，很难看到人格独立的作品(《京华时报》7月27日)。王、张之争无非是在对一个“伪问题”进行假打而已。因为作品和历史的远近，是由题材决定的，作品的价值也不能根据其和历史的远近而定。王蒙1956年发表《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》时只有22岁，这篇奠定他本人在当代文学史地位的小说，在当年之所以引起轰动，关键在于干预了现实生活，“表现了强烈的反官僚主义、主观主义的思想主题”。王蒙先生没有指出，80后作家的作品最致命的问题在于“躲避现实”。在他们的作品中，看不到多少对现实生活的反映与干预，更谈不上批判与反思。中国近三十年来，可以说是一个市场化、商业化和资本原始积累快速扩张的时代，西方类似时代，是一个涌现伟大作家和伟大作品的时代，如法国有巴尔扎克和他的《人间喜剧》，美国有马克·吐温和他的《镀金时代》。出现如此局面，王蒙老先生也难辞其咎。王蒙发表《躲避崇高》之后，就躲得离作家的社会责任感远远的，其他作家也紧随其后，纷纷躲开宏大叙事躲开公共领域，尽可能写得神秘写得纯粹，完全不屑于关注思想和社会，只顾“自己和自己玩”。 (郭松民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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